[49]丰霏：诉权理论的发展路向，《中外法学》2008年第5期，页755。
据此，双方均应依约行为，应当做什么一目了然。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见前注[66]，页18-19、70-71、317。
其次，纵无此类但书，亦可从规范意旨中探知是否具有任意性质。因此，在呈层级构造的整体法律秩序中，唯有一般规范与个别规范之分类，不见公法与私法之对立。典型见解见诸弗卢梅（WernerFlume）。[100]因而，此处更多的是一种概念借用：法律行为仅在确立行为义务之意义上属于次要规范，若当事人违反该行为义务，法院还必须援引规定制裁的主要规范作出裁判。因而，在一般规范的问题上，法官与立法者不具有可类比性。
德语表述中，三种规范常以不同系词表征：强行规范应为（Sollen），许可规范许为（Durfen），授权规范则能为（Konnen）。[92]简言之，在弗卢梅看来，私法自治之形成法律关系，须得到法律制度的承认，只追求自身利益的当事人不得充任立法者，因而，法律行为本身不是规范创制行为。而新中国的检察制度恰恰不是如此。
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始一直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机构。第五，进一步发动群众对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健全群众性的建都组织。2、检察机关的权力不仅限于公诉，而是拓展到更为广泛的监督领域。有多种理论试图解决这一两难问题，其中，分权学说在现代一直是重要的，无论是从智识上说，还是就其对制度结构的影响来说都是如此。
检察机关职权、机构、管理体制的调整还需要外部的财政制度、人事制度等的配合，毕竟人是自己利益的最好选择者，如果整体系统的制度保障跟不上，设计再多的制度也是枉然。网球比赛中为防止裁判犯错，选手可以通过鹰眼审查裁判的判断是否正确，但只给予选手三次挑战鹰眼的机会，这么做既提高了比赛的效率，不会陷入对裁判反复的质疑中，也不影响裁判的权威性。
对于公诉和监督区别对待。但这三项原则不必然推导出三权分立的政权组织模式，从世界范围看，能够彻底贯彻三权分立原则的也只有在近乎白纸的国家才能实现。四、中国检察制度的现实合理性1982年宪法把中国定位为一个民主宪政国家，根据宪法第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此外，从中央到地方的监察权也保证了中央法律和政令的贯彻和落实。
二是以一个受过严格法律训练和法律拘束的公正客观的官署，控制警察活动的合法性，摆脱警察国家的梦魇。人类政治文明的进化史毫无疑问地证明了：侦查、起诉和审判集中于同一机关，司法与行政不分正是专制主义司法的重要特征。方案二的拆分及方案三的补充设想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拆分或者再设计一个监督机关的必要性何在？制度已经设定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的宪政地位，拆分或者再设计一个监督机关必然会使边际成本过高。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30]的认识模糊了检察机关职权的复合型。中国的检察制度由于历史的惯性和现实的需要独具特色，而本土化与西化两种思维方式交叉作用于检察制度，逐渐模糊了其本应具有的属性，这既不利于检察制度的完善，也不利于整个宪政的完善。
[17]事实上，这三项基本原则不仅直接影响检察制度的演进，也一直在影响中国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的演进。把人大当作是主要的监督机关既不符合权力运行的规律，也违背了分权原则。
[21]刘少奇、董必武、何叔衡等都曾任工农检察部委员。1936年，即中华民国二十五年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通称《五五宪草》中把监察院与总统、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并列，详细规定了监察院的地位、职权、组织、任免等。[1]鉴于此，本研究以法律监督为主线细致探寻法律监督制度设计的初衷。这些监督措施或因缺少刚性、或因程序不完善而作用有限，无法实现法律监督应有的制衡功能，来有效遏制刑事审判中出现的司法不公等问题。（三）基于审判独立原则的质疑。检察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是分权原则在司法领域里进化的结果。
【关键词】检察体制改革。1931年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延续了中国历史上的这种监督制度，由新中国检察机关雏形的工农检察部履行监督职能，确保国家企业和机关及有国家资本在内的企业和合作社企业能够贯彻落实各级机关党的政策和法律，若发觉了犯罪行为，如行贿、浪费公款、贪污等，有权报告法院，以便施行法律上的检查和裁判。
第四，建立一支专职的检察工作队伍，要求各级工作人员各司其职。但笔者并非为哪种制度做出辩护，只希望通过这一研究使社会各届了解法律监督制度的必要性以及能够从整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宏观视域或者说宪法视域思考检察体制改革的问题。
民国时期，检察机关设于法院，权力主要集中于提起诉讼，而传统监督权的行使则由清末的督察院过渡给北洋军政府时期的平政院肃政厅。二是行使公诉职权与行使行政监督权往往互为基础和前提。
此外，西方检察制度的分权理念、苏联检察制度的基本要素都对新中国检察制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古代诸权合体，出于中央集权和制度自身的需要，形成了皇权下的有限权力分工与制约的模式，建立了中国特有的三法司，即行使监督权的御史台与行使审判权的刑部、大理寺并列的格局。毕竟当事人最了解案件的情况，让这一部门充分发挥作用，有助于检察机关制约机制的完善。[35]这种说法代表了新中国建立检察制度的基本定位。
今天的台湾监察院仍然行使类似权力，只是由民意机关转变为准司法机构，不再行使同意权，不再享有对总统、副总统的弹劾权。[23]为完善工农检察机关，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提出了加强领导、提高人员素质、增强机关独立性和专业性等一系列健全检察机关的原则和措施。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人民当家作主，表达人民意愿，行使国家权力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同时人大与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特别是与行政机关的联系比较紧密，形成了我国权力运行在效率方面的优势。或认为中国的检察制度来源于西方国家则过于简单地理解中国的检察制度。
也就是说，宪政有定法但无定式。由此观之,现代诉讼程序内部本身就已经设置了防止司法权力异化的制衡机制，因此在其内部根本就不需要任何另外一种公共权力来充当所谓‘站着的法官的角色。
[38]与此同时，要加强对行政权的有效监督。经历了历史的锤炼，今天几乎没有人会对孟德斯鸠关于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中国监督制度的历史线索是清晰明确的，除了在清末中西思想驳杂交汇，政治格局混沌混乱时期以及1934年红军长征到陕北的短暂时间一度断裂外，监督制度一直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中相对独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36]以加强检察权行政监督的属性为核心改革检察制度，就能够达到分权与制衡的宪政意图，实现中国式的宪政，同时保证审判独立与审判权威。
多数刑事诉讼法学者持前一观点，这一改革策略能够使各方权力关系更加明确，但鉴于制度惯性以及周边制度的相互影响，改革的成本过高，更为重要的是没有从宪法层面思考对于行政权的监督问题，换句话说，行政权的监督仍然处于真空状态。对于行政机关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尚处于空白。
[26]5、出于对包括检察权在内的司法权的担忧，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实行检察机关相对独立行使职权，内部运行实行民主集中制。专门负责对行政部门的抽象行政行为是否违法进行审查，通过层级上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是否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要求。
新中国五四宪法赋予了检察机关监督行政权的功能，1975年的文革宪法将之取消。6、其他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构建。